1.2.1故经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计，而索其情。

“经、权”（“经之以五事”，“势者，因利而治权也”） 是我们研究兵学和世事的基本方法和途径，为我们认知兵法和实战应用打开了一扇宽敞的智慧大门。“五事”是恒常不变的“体”、是“阴”；故经之以五事的“经”，即为恒常之意，五事是永恒的军事管理要素和对象；军事活动操盘主体（将）需要研究我方内部资源和环境的真实情况，并对其进行优化改善。“校”通“较”，是比较之意；“计”，是计算，评估之意，也是始计的核心的方法和内容；但始计篇里面的“计”有两种含义，一为这里的“比较、探求”之意，一为“将听吾计”（《始计》1.4）中的“谋划”或“计策”之意。“经”是常规型处理方法，是恒常不变的、乃至是标准化处置之义，而“权”则是变异型处理方法；此处必须咬文嚼字，只有建立地道经权这种阴阳思维模式，才能更好理解《孙子兵法》全书的结构和内容。

1.2.2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不诡（违背）也；

“道”的问题，位列五事之首；这是战争操盘中最重要、最复杂、最无常和最困难的管理对象和战略要素。历来有很多肤浅的和错误的解读，古代注家多采用“仁爱说”、“人和说”；上个世纪两岸注家多采用“政治说”；近年来随着商学和社会学的兴起，许多学者又提出了统一价值观的“文化说”。这些解释不能说不对，但悉皆简单笼统，似是而非，都是问题的重复和回避，将其作为黑箱，视为既定事实和假设前提，将责任完全归结到战前和后方的的君主身上，这与孙子的立意和阐述貌合神离，既脱离了军事领域和实战环节，又没有提出具有针对性的、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。须知五事皆是可以“以分合为变”（《军争》7.4.1）、需要“时时勤拂拭”的军旅实务变量，没有常量。

1.2.2.1道的内涵和作用

很明显，孙子是从理想状态的特征来描述“道”的。如何清晰界定“道”的内涵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道，是国魂、军魂、士魂；是价值观、领导力、感召力、凝聚力、动员力、执行力；是意识形态、共同理想、愿景目标、思想作风、组织文化、普世价值、XX主义、美国梦；是天下归心、忠君报国、为王前驱、上下同欲、精诚团结、戮力同心、生死与共、同舟共济、同仇敌忾；这些说法都对，但也都是形而上的鸡汤洗脑，是冠冕堂皇、虚无缥缈的结果性描述，现实价值和技术含量颇低，差不多都是无法触及灵魂的正确废话。此类言说只是观察研究“道”一个角度和一个路径，并不能全面反映“道”的问题，更不能解决“道”的问题。

天朝社会某个权力被广泛滥用的时期，“执行力”这个奴性十足的伪概念大行其道，口口相传。不辨是非，唯命是从，“相信某人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，服从某人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”，那是行尸走肉的奴才行径，而非忠信为怀的可托之人。下属应该为领导者和组织的当下负责，也要为领导者和组织的未来负责，“君命有所不受”（《九变》8.2.5）；“故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可也；战道不胜，主曰必战，无战可也。故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而利合于主，国之宝也”（《地形》10.3.2）；另一方面，领导者也该自省检点长臂管辖的恶习，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”（《谋攻》3.6.5）。

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我们先看孙子怎么说。“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而弗诡也”。看似轻描淡写，却意蕴深厚。仔细分析，我们能得出以下结论：道问题包含主体（“上”）和客体（“民”）；其理想状态为“同意”（目标、观念和利益上的一致）和“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而弗诡也”（行动上一致）。其中“可与之死”，说的是士卒对君主或主将的忠诚和勇气，属于情感层面的问题；而“可与之生”，是士卒作战求生和团队协同的能力，属于技能技术层面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