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五，伍迪·艾伦2019年的作品《纽约的一个雨天》在中国上映。大家对伍迪·艾伦如此熟悉，以至很难相信，这竟是他的作品首次在内地大银幕公映。

《纽约的一个雨天》

和很多人的印象不同，费里尼、罗西里尼、德西卡这些欧洲电影大师，建国之初就进入过中国银幕。而到八十年代，特吕弗、库布里克、波兰斯基、维姆·文德斯和大卫·里恩等影人当年的新作，也曾被引入中国，在内地的大小城镇上映。

橘生淮北，这些大师作品在这片土地上奇妙的传播经历，和错进错出结出的果实，都很值得说一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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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，上海译制片厂译制了《偷自行车的人》和《罗马不设防》两部作品，抓了彼时尚是新手的苏秀做《罗马不设防》的译制导演，苏秀不知道这部电影的份量，还抱怨片子画质阴沉。1962年，费里尼的《卡比利亚之夜》也由上译厂译制，片名译为《她在黑夜中》，由上年出演《红色娘子军》的朱莎给卡比利亚配音。这些昙花一现的花朵，并没激起多少波澜，很快就因为各种原因被雪藏入库。

《卡比利亚之夜》电影说明书

当然，十七年时期（1949-1966），大银幕上最多的还是苏联电影。在两国翻脸前，八年内就引进了270余部电影。

但对中国电影创作者影响最大的，反而是中苏开始交恶后引进的几部解冻时期的电影——《一个人的遭遇》《士兵之歌》《第四十一》和《雁南飞》。虽然引进之初便被限制观看，后又组织观摩以供批判，但回望过去，正是这几部电影，型构了此后二十年中国电影艺术的天际线。

《雁南飞》

《雁南飞》和《第四十一》中所频频使用的招牌式的肖像倾斜构图，不仅被《早春二月》的摄影师李文化借用，更转化为他后来的一个作者标签。《雁南飞》中那个人们津津乐道的「鲍里斯之死」段落，曾被潇湘电影制片厂1980年的侦探片《幽灵》复制过。

这一时期公映的日本电影，多局限在今井正、山本萨夫、熊井启和新藤兼人这几位左翼导演的作品上，但也有《二十四只眼睛》这样温暖隽永的影史名作。1962年引进的《裸岛》，是文革前最后一部上映的日本电影。

《裸岛》

因为在 1961 年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奖，《裸岛》得以很快与中国观众见面。它摒弃台词，化繁为简的手法，不仅让凌子风等人叹为观止，田壮壮《猎场扎撒》和《盗马贼》中沉默而原始的纪实风格，也很大程度上是受了《裸岛》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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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年代，由于与苏联发生意识形态分歧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电影不再被引进，国际上的孤立，使民族主义情绪愈加高涨。1966—1976年，中影公司11年中发行的外国影片仅有36部，而且全都是从阿尔巴尼亚、朝鲜、越南和罗马尼亚进口的影片，犹如文革文化荒漠上的几株沙棘。

文革后期，政治气氛松动，中美关系开始解冻，1972年至改革开放前的进口电影中，仅有两部与苏联有关，分别是1976年引进的《蛇》和1977年的《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》，一个揭露了克格勃颠覆政权的阴谋，一个是俄法战争中法国打败俄国的历史故事。其中的政治倾向不言自明。

《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》

进口电影变得凤毛麟角，人们只能一遍遍重放过去引进的主旋律电影。「让列宁同志先走！」「他已经不咳嗽了！」——拿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等电影的经典台词做黑话，成了大院子弟独特的插科打诨方式，不止一次出现在王朔、冯小刚和姜文的电影里。

《甲方乙方》

公开进口的电影虽然急剧减少，但内参片的译制方兴未艾，七十年代甚至生机勃发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。

文革时期特殊的政治空气，让内参片的放映显得神秘莫测，人们对内参片的渴望却从未消沉，以至官方常常为如何固守内参片的传播疆界而费尽心机。

其实，除了高级干部，样板戏创作者和一些电影工作者都有机会看到内参片。军队大院中的内参片放映固然戒备森严，但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孩童和军人家属常常混进放映厅。很多人的文革回忆中，都有观看内参片的经历，有的是下放到云南农场时看的，有的是凭借特殊的人际关系，而在广州，除了军队，一些机关单位也常常放映内参片。一般百姓为了分享内参片，不只寻机混进影院，有时干脆硬闯。